05后宁柳柳至今记得那种感觉：老师叮嘱一件事情，她需要重复好几遍才能记下来；下课铃一响，同学们交流的声音突然变得嘈杂，那种嘈杂让她焦躁、恐惧，坐立难安。身体上的疼痛和精神上的困扰每天一起袭来，她很难再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宁柳柳将那段时间定义为“被误读的校园时光”。“一切都从一些微小的事情开始变得困难”，在学校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她的厌学情绪越来越重。然而在家长和老师看来，这更像是“闹脾气”，或者是“害怕上学辛苦”。
“他们或许隐约意识到我的一些问题，但为了让我‘平稳度过那段升学时期’，选择了掩饰或者安慰。”宁柳柳说，“这些做法在我看来很糟糕，导致我后来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都会如此自我安慰，“熬过升学，等孩子毕业后，一切就会好转”，但事实真会如此吗？
问题会跟着人一起“毕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给出的解释是：儿童青少年抑郁的表现跟成人有所差异，成人抑郁的典型症状是思维迟缓、情绪低落、行为减少，而青少年除了情绪变化以外，还会出现积怨、烦躁，甚至逆反的表现。“这时候如果按成人的观点，这些表现很容易被忽视，被当成孩子逆反了、不听话了、学坏了、没有动力了，其实孩子是受抑郁情绪的影响。”
郑毅说，若未及时干预，这些问题会延续至大学和职场，表现为适应困难、人际冲突与工作效率低下。青春期因而成为干预的关键窗口，而窗口期一旦错过，问题就会跟着人一起“毕业”。
欧阳毅的故事，似乎验证了郑毅的临床观察。欧阳毅最初的症状与宁柳柳相似，在校时感到力不从心，此后经历了学校心理咨询、就医治疗和药物治疗，最终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进入职场后，新的困境随之而来。
“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阴影。”欧阳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我会带着潜意识的想法，暗示自己曾经是一个患者，会在这里或者那里做不好。”其次是病耻感，“虽然近年来病耻感逐渐减少，但仍然存在。”
两个故事拼在一起，指向同一个问题：从校园到职场，年轻人的心理困扰并没有因为身份转变而自动消失，常常会在环境切换的关口被放大，被误读，被搁置。
关注疾病留下的功能损伤
郑毅表示，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聚焦的主题也正是从校园到职场的“心理过渡期”，呼吁建立从校园到职场的不间断、一体化精神健康支持体系。
郑毅认为，当前国内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问题的识别、诊断与治疗率偏低，《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18至24岁群体抑郁风险检出率达到24.1%，在成年人各年龄段里最高，而这一阶段，正是年轻人离开校园、步入职场的关键转折期。
国内较早的抑郁患者互助社区“渡过”，长期陪伴青少年及其家庭走出心理低谷。渡过联合创始人李香枝感慨：不少曾经在社区求助的年轻人，毕业后慢慢从社群里淡出。其中一部分人顺利康复，但还有一部分人带着尚未完成的疗愈走出校园，一头闯入一个不了解他们过往、求助渠道又十分有限的职场环境。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梁红从发展阶段的角度，解释了青少年从校园到职场“断层感”的来源：青少年表达情绪更直接，而到了职场，有些情绪需要自己消化，“像青少年时期一样直接表达的方式，可能在职场环境中就不太容易被接受”。从青少年到职场，周围环境的要求、目标都在变，离开熟悉环境后可能出现“成长型危机”，“如果这个过渡期我们给予更多的支持，对他自身或者家庭有更多的认识，可能他就能平稳度过；如果没有，可能会造成困惑，包括职业中的压力感、焦虑，甚至对自我认知的怀疑。”梁红说。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刘华清则把目光投向更早的家庭环节。他表示，如果青少年时期没有从父母那里学习到对情绪的好的管理方法，就会把破坏性的处理方式延续到成年；家长若经常脾气暴躁、冷脸，这种情绪会传染给孩子，孩子在成长中无意识地吸收和内化这种情绪，会将不安全的情绪内化到心里。换句话说，过渡期的问题，根往往埋在更早的成长阶段。
在谈到“过渡期”时，不少心理专家都强调了一个关键词：“认知症状”。刘华清解释，临床上抑郁症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下降和思维能力减慢；青少年抑郁状态若没有彻底康复，可能还存在残留症状。这些症状藏得深、不易察觉，可能成为康复路上的“隐形短板”。这也解释了宁柳柳为什么会“重复好几遍才能记住”，欧阳毅为什么会在职场上反复怀疑自己——他们面对的，不是态度问题，而是疾病留下的功能损伤。
呼吁建立“校园—职场”全周期心理衔接机制
对患者个体而言，第一步是要学会觉察并主动表达困扰。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精神医学科主任王春雪建议患者用“我记不住事”“我无法集中注意力”等生活化语言描述认知症状，并借助科学的认知自评工具提升就医效率。她还给出“给大脑减负、为大脑扩容”的具体路径：暂时离开高压内卷的环境休息一段时间，认真睡觉，是减负；晒太阳、户外运动、找到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和医生，该吃药就吃药，是扩容。
王春雪特别强调“吃、睡、动”三件事：情绪越不好、认知越不好，越要严把进食关，而不是靠炸鸡奶茶寻求短暂的快乐；想办法睡好，大脑状态就会变好；运动则最好选择有社交互动的球类运动，“每一个球都不一样，需要大脑快速计算怎么接、怎么处理”，这个过程本身就在训练大脑。
梁红则认为，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家长是孩子从小到大的支持系统，是给孩子托底的，需要持续给予陪伴和支持”。学校不只是学文化课、追成绩，“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环境适应力和情感成熟度”。职场环境下，新人入职后不仅要进行行业培训，“从学生成为一个职场人的过程，企业也要给予关注、支持和适度的帮助。希望每家企业都从心理方面去关爱职工。”她说。
除个体自救之外，更需要制度性的衔接。郑毅、刘华清等专家一致认为，应在筛查和诊疗中加强认知症状的规范化评估与主动干预，同时推动学校、医疗机构、用人单位与社会组织协同发力，建立覆盖“校园—职场”全周期的心理衔接机制。
2026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发布的《从青少年到职场心理健康支持倡议》也给出了具体方向：医生提供从院内治疗到院外康复的全程人文守护；同伴和社会给予长期的陪伴和接纳；学校、教师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催促，给在校的孩子一个宽松的心理空间，给休学的孩子一条弹性回归的路；企业和管理者多一份包容、减少歧视，建立员工心理支持计划，提供保密、可及的心理服务。
最后，欧阳毅对跟他有一样经历的人分享说，不要执着于“完全康复后才能重新进入社会”，那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焦虑源。“情绪波动时，我知道它是坏情绪，我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它，让它继续，正常生活就好了。这可能是比康复更重要的话题。”他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宁柳柳、欧阳毅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谭思静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10月31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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